在遭受本地主义壁垒无法有效获得数据时，美国选择通过单边途径强制要求数据商提供数据，显现出进攻的姿态。
（张千帆，2013）在大多数人看来，将宪政简单等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，等于在法治化时代，放弃了对宪政这一概念的使用权，无异于将孩子与脏水一起倒掉了，这种极端的观点很难被执政者所认同。这种价值维度的存在，也使得具体问题上的色彩斑斓的思潮、探索有条不紊，共同进入到我们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框架之中。
在不断调整自我政策的过程中，中共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国家的各个方面都做出了重大变革。毛泽东主席说国家治理不靠法律，而靠运动，这并不是说共产党人不讲法治，而是在厘定两者的关系。中国的法官不仅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司法官员，他们还是党对人民负责的手段。但西法东渐的背后更是对现代国家的思考，现代法律本质上是一种全新的国家治理手段，每一种法治模式都代表着一种不同的国家道路。这本是一种描述性的概念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形式是符合所有国家的。
对于公民个人来说，感受最深刻的是政府与自家生活的关系，在现代社会，行政管理存在于衣食住行、从摇篮到坟墓的每一环节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而不是用教条的理论来裁剪现实。一方面，我们对法律从业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，如统一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于2018年开始推行，除了过去的法官、检察官、律师外，公证员、仲裁员及政府部门中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也被纳入其中，法律专业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普遍趋势。
随着现代化的推进，自然条件对经济发展的限制越来越少，但是城乡差别越来越大，不同居民对生活的想象及其法律需求是不同的。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曾经面临着思想上的中西左右之争的话，这种张力在法治领域表现最为明显。立法只是法治建设的第一个环节，丰富的法治实施环节是社会大众更为熟悉的领域，也是引发更多学术讨论的领域。具体来说，这种共识性的顶层设计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： 第一，从理念上来看，确立了国家制定法、道德、党规党法多元并举的法治思路。
之后，最高人民法院下发通知，要求《法官法》实施前的法官，必须要在2005年底之前完成相应的学历教育。近几年来，在法律精英化与大众化之间出现了综合之势。
在不同时期，司法政策会在专业化与大众化之间摇摆，近期的司法改革努力地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，一方面对司法专业化的强调，如推进刑事司法程序中的审判中心主义、构建法律人职业共同体，另一方面，司法改革也照顾到了中国现实社会的需求，如在强调法院审判的同时，强调枫桥经验的重要意义，以便回应不同群众的司法需求。在整合不同法治资源的基础上，政法传统在新时代得以重构，尤其是在当前语境中，法治的中国道路也越来越具有一种世界意义。司法专业化与司法为民 40年来，中国社会逐渐迈向陌生人化，伴随着社会转型而日渐增多的各类纠纷更多涌向法院，而不再由熟人社会的社区、单位调解来处理。第二，从制度上来看，明确了司法权在国家治理中的显著地位，改变了过去过度依靠行政权进行管治的思路。
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，尤其是在改革开放40年间，中国共产党增强了以法律手段治国理政的能力。然而，一刀切式的法律移植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，法学界热烈讨论的电影《秋菊打官司》成为质疑法律移植的经典范本。在西方的各种法治资源中，成文制定法是最明显和最容易直接照搬的，国家法中心主义便是这种法治移植的附随结果。这与传统法治中的司法大众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在国家治理越来越依赖法治的今天，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，吸收西方法学的优秀成果，既是推动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，也是为世界治理贡献中国方案的可贵探索。然而，强调判决、抑制调解的后果是不对等的，真正可以在专业化的司法审判中获利的主要是有权势的当事人。
在近期的法律制度层面的改革中，国家对公安、法院设置的方向是不同的，一方面，以规范公安执法为契机，相关文件重新厘定公安的职权范围，重塑了公安执法权与公民自由之间的平衡。法治思路破除了西方专业化的迷信，重新回归中国政法传统。
而重视实质平等和社会发展权的社会主义法律传统对于保护社会、维持社会团结，顺利实现社会转型至关重要。随着法官队伍知识层次的提高，司法活动越来越专业化，而法律也由精英法律人掌握，司法改革中出现了重视判决抑制调解、强调审判的程序化的趋势。法律条文是一般性规定，而法律的效果是一种地方性知识，从纸面上的法律到生活中的法律成为了法律社会学的基本范式。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取代了法律体系的提法，将党规党法纳入其中，由此形成党规-国法的二元结构。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，在以法律话语重塑治理逻辑的背景下，我们更应该重视如何以法治话语重塑党的治理逻辑，党内法规成为勾连党与法治的关键。如何让逐渐精英化的法律人考虑大众诉求，在精英化与大众化之间寻求平衡，是司法改革需要回应的重大命题。
法治作为一种共识，不仅以具体领域的改革作为基础，更是意味着宏观层面上的推进，十八大以来，我国的法治建设陆续回答了几个重大理论命题，进而在法治建设的宏观战略上达成了共识，重构了政法传统对一些关键问题的理解。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对乡情、伦理的重视可以缓解法律条文的僵硬。
无论是大陆法系的经验，还是英美法系的榜样，都成为中国学习的对象，它们在权力制衡、人权保护等基本问题上达成一致，共同构成了自由主义的法治理论与传统，由此在中国思想界形成了对法治的两种理解进路： 一方面是共产党所建立和发展的政法传统，另一方面则是源自西方的形式理性法传统。乡土的中国需要同时借助道德、习惯、执政党政策等多元规则的力量。
改革开放这一时间节点，将新中国成立后的法治建设大体上划分为两个阶段，但是，理解法治40年，却要有一个更为融贯的视野。仅仅强调法律效果得不到人民的支持，进而也就导致了执政党司法政策的调整，从法律至上回归到党的事业至上、人民利益至上、宪法法律至上，单纯的法律精英化思路得以遏制。
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 有法可依是法治建设的第一个环节，立法中心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必然的选择，为了更快地为社会提供一个行为依据，向西方学习是最直接的途径，法律移植成为法治建设前期的最重要的进路。不同群体的法律需求是不同的，这就要由执政党从中协调：党始终会在法律人与人民之间，充当着平衡者，时而以法律来驯化民众，时而借助人民的诉求来调整法治建设的方向。第三，从实践上来看，重提多元纠纷解决机制，以满足人民群众丰富的司法需求。本土资源关注的是移植来的法治大词背后的真实生活及其规则，它是一种基于现实的学术思考
中国刑法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，主要是为了遏制国家公权力的专横与擅断，以免重复‘文革和其他不正常时期给中国民众造成的伤害和灾难。在违法性判断阶段仅仅承认价值判断的去罪功能，这仅是大陆法系古典犯罪论体系的特色，既非在自古如此，也非必然如此。
具体在苏俄化刑法中，国家更为看重社会危害性的实质判断，以类推制度扩展刑事法网，以此实现对社会上所有具有社会危害性行为的惩罚，最终维护作为整体的人民的公共利益。但是，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的陶希晋看来，是否要有罪刑法定并非出于学术的考虑或国际趋势的影响，而是根据政治形势做出的实用主义考虑，我们的立法是倾向于罪刑法定的。
而在苏联解体之后，社会主义事业陷入低谷，中国自身的社会主义道路处于探索之中，政治改革要在改革的力度与社会的可承受度间维系一种平衡，官方依旧搁置了意识形态上的左右之争，所以去苏俄化更不可能直接出现。目前中国刑法学界对新的刑法教义学并非完全的信奉，但是即便是反对者，很少有旗帜鲜明地支持苏俄刑法学的，更少有人直接质疑自由主义刑法学可能的问题。
苏联法学的最根本特色就在于革命性，一言以蔽之，是革命的法……苏联法强调党的领导，强调法的阶级性质，在具体制度上实行民主集中制、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制、土地国有制、严惩反革命罪、重视保障工农的利益等，都与这种革命的法制有关系。这种线性、乐观的理解，大大降低了刑法去苏俄化在法学知识谱系重组中的意义。[[99]]程序主义需要建立在参与主体一定的知识、物质基础上，在农业、农民、农村占主导的国情下，政法传统所要求的群众路线实际上是对底层群众的照顾，但这需要有一个先锋队的政党来不断平衡——否则法律必定会偏向于那些更能够掌握法律话语的社会精英阶层。这种知识转型不仅关乎学术和逻辑，还涉及历史，更是政治问题，去苏俄化是世界局势变化的附随结果，与美国化、西方化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向。
（一）法学去苏俄化的可能问题 无论是中国古代的礼法传统，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法传统，都建立在对人的多样性理解之上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刑法去苏俄化所带来的去政治化是一种再政治化：无论是废除类推制度确定比较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，还是从四要件向三阶层的转化，背后都是一种全新的政治预设和法治理想——刑罚权的行使不再是为了社会秩序而是为了个人利益，对个人是否触犯刑法的判断不能是国家类推的擅断，而必须是法律的明确授权。
但即便是在婚姻法领域，婚姻法实践也蜕变为检验敌我矛盾的场所。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区别构成了刑法学经典命题李斯特鸿沟，李斯特鸿沟最初的含义是要在刑法与刑事政策之间构建一道栅栏，防止刑事政策侵入刑法的领地，保持刑法本身的封闭性，以此维护刑法的谦抑性。
在刑法学的知识转型中，不同知识的整合可能比彼此取代更具有生命力。[[2]]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后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法制，在彻底废除国民政府伪法统后，全盘吸收苏联法学，以此建立革命法制，并逐渐形成了影响至今的政法传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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